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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和時代的變遷，人們對信息的需求越來越大，客觀上帶動了以編輯和收發信息為主要任務的新聞行業的不斷壯大。現代社會的正常運轉越來越離不開新聞機構的健康發展，這使得記者成為社會中一個不可忽視的特殊職業群體。目前我國職業群體多為文化程度較高的中青年知識分子，但社會地位和經濟收入普遍較低，從事繁重的工作，承受著來自社會、家庭、經濟多方面的壓力。重要的是他們服務于整個社會人群，每個人都與新聞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有可能成為媒體人員的服務對象。因此，這一群體的心理健康狀況不僅影響自身的工作效率和生活質量，也關系到整個社會新聞行業的長遠發展。

世界的發展趨勢證明，人類最大的敵人不是地震、饑荒、病菌或癌癥，而是人類自己。在知識經濟時代，快節奏、高風險、高競爭、高壓力帶給人們的不僅僅是成功的機會和成名的可能，還有更多無法回避的心理負擔和挑戰。后工業社會的現代性越來越突出。近年來，媒體從業人員抑郁甚至自殺的新聞頻頻見諸報端，這讓人們不得不更加關注媒體從業人員的心理健康。有鑒于此，本文試圖從文化哲學的角度來探討媒體從業者心理健康問題的發生機制，希望能找到其根源，為解決問題、促進媒體自身健康發展提供科學參考和有益借鑒。

1.文化哲學:“人”生命價值的回歸與提升。

目前，文化哲學已經成為一個越來越受關注的顯學。遺憾的是，由于其理論邊界的模糊性和復雜性，國內外學術界并沒有具體明確的結論，文化哲學研究領域的合法性受到了挑戰。總的來說，從學科分類來看，文化哲學是哲學的一個分支，是從哲學的角度探索文化的本質、特征和規律，構建對人類文化活動的一般反思的哲學理論。因此，研究文化哲學，或者從文化哲學的角度分析其他社會問題，首先要從分析文化和人類文化實踐入手。

1.文化及其本質。

一般來說，文化是人類在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是人類實踐活動的對象化結果，可分為狹義和廣義。狹義的文化是一種精神存在，它相對于有形的物質而言，排斥人類的物質創造活動及其在社會歷史生活中的結果。廣義的文化，又稱大文化，關注的是人類卓立和動物的獨特生存方式，是人類社會與自然關系的象征性存在，即人類實踐烙下的客觀存在。

人類生活方式和地理環境的差異產生了不同的文化形態，包括兩大體系:東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前者以中國傳統文化為代表，強調“有文化”，認為文化是國家統治和影響臣民的手段或正確方式。無論是普通社會，還是人本身，都融入了“有文化”的痕跡。相反，西方文化更傾向于自然的人性化，強調“文化客體”，改造自然，以發展和提高人自身的需求。也許正是因為觀念的不同，因為它的向外投射，西方文化在與自然的長期斗爭中發展出了璀璨先進的自然科學文化，而東方文明則因為它的向內投射，注重人的修養，產生了非常完整的倫理文化。但是，無論是注重“文化育人”的中國傳統文化，還是強調“人化自然”的西方文明，文化的根本精神都是共通的，即“人化”，是“為人性而活的獨特方式”。①這種“人化”根植于自發的文化模式或自覺的文化精神，在于人們的各種實踐、主體意識活動和各個層次的整體文明，而不僅僅是制約。

2.文化哲學的產生及其內涵。

文化哲學是無限的，很難解決關鍵問題，所以今天還沒有定論。但筆者認為，如果換個角度思考問題，厘清文化哲學的社會基礎、時代背景和衍生過程，或許能夠為更清晰地研究這一學科及其具體規定提供建設性的啟示和思考。

在現代話語體系中，“哲學的終結”是一個頗具爭議的熱點話題。“在后現代主義一系列對立中心的沖擊下，否定本質、消解結構，‘哲學消亡’的理論似乎讓人束手無策。事實上，現代黑格爾哲學之后的哲學正面臨著另一場巨大的哲學危機。在這場危機中，哲學面臨著失去傳統哲學的三大研究對象:上帝(第一存在)、物質(自然)和靈魂(精神世界)。”②17-18世紀，歐洲啟蒙運動通過理性主義和主體性的洗禮，徹底將人從上帝和神性的束縛中解救出來，繼承了宗教改革和文藝復興的衣缽，充分肯定和贊揚了人的精神自由和價值追求，升起了理性之光，驅散了現實社會中專制主義的流毒影響。理性主義戰勝了上帝的巨大力量，讓上帝在哲學世界的領地越來越小。19世紀，物理學、生物學等自然科學的飛速發展，三大發現的問世和工藝流程對人類社會歷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使人類在認識和改造自然的生產實踐中展現出前所未有的力量。越來越多的食物被直接從自然物中取出或加工轉化為人們的物質生活，宣告了自然科學中哲學神秘研究的破產，傳統哲學的生存路徑再次被擠壓。19世紀末，德國哲學家馮特倡導的實驗心理學和心理實驗室的建立，使心理學開始脫離哲學的統治，成為一門獨立的新學科。人們開始用實驗的方法代替哲學思辨的方法來解釋人類的精神現象，逐漸將靈魂從哲學研究對象中分離出來。這導致哲學空的存在越來越狹隘，傳統的形而上學哲學面臨著巨大的危機。但它與現代自然科學理論范式的結合，使這種危機及其自身的局限性——追求嚴格的理性邏輯、絕對真理和普遍規律，脫離人的社會生活實踐，忽視人的存在價值，剝奪人的特殊性和差異性，用自然科學的普遍方法建構自己的哲學機制——成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