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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調查發現，從“黑中介”網上招募賣腎者開始，直到通過沒有手術資質的民營醫院非法摘腎，一個僅兩三萬元售出的腎臟，幾經轉手，最多可產生高達十多倍的暴利。

網上招募形成腎臟“輸出鏈”

25歲的鄱陽人李盛昌高中畢業后一直在湖南長沙打工，染上毒癮后為籌毒資，于2009年通過“黑中介”以兩萬多元的價格賣掉了自己的一個腎臟。賣腎期間，李盛昌和另一名賣腎者鄧開軍結識。

然而，賣腎所得的廉價酬金很快被李盛昌和鄧開軍揮霍一空。去年4月份，兩人開始打起了充當“黑中介”組織他人賣腎的算盤。因為缺乏“本金”，兩人又聯系湖南人張隆紅出資參與。

兩個月后，鄧開軍與李盛昌在鄱陽縣城城北租下一套民房。此后，兩人開始通過他人介紹或網上直接聯系等方式，陸續招募十幾名賣腎者來到鄱陽，由張隆紅在出租房內負責看管照料。在經過醫院身體檢查及抽血采樣后，賣腎者的血樣被送到湖南長沙配型。在此期間，見有利可圖，湖南人李發發也出資參與。

但是他們的美夢很快就破滅了。2012年7月25日，李盛昌等4人全部落網，10多名賣腎者也被當地警方解救出，其中年齡最小的僅18歲，年齡最大的27歲。

而景德鎮警方破獲的“賣腎案”的犯罪手法如出一轍。在兩名廣州“老板”的遙控下，吳某等多名“黑中介”通過網絡聯系賣腎者到南昌集中封閉看管，然后再到景德鎮進行非法摘腎手術。

而為了尋找腎臟移植受體，李盛昌等人除了通過網絡發布信息外，還經常出沒于全國各大醫院的透析室附近，一旦發現有換腎需求的患者或家屬，就立即上前搭訕。“網上招募－封閉看管－尋找買家－體檢配型－非法摘腎”，犯罪團伙的腎臟“輸出鏈”就此形成。

層層加碼滋生“腎臟暴利鏈”

2011年2月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八)》也明確規定，組織他人出賣人體器官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情節嚴重的，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

然而，暴利的驅動讓犯罪團伙不惜鋌而走險，甚至在一些地方呈現蔓延之勢。公安部去年8月發布的消息稱，在全國18個省市開展的集中行動中，共打掉組織出賣人體器官“黑中介”團伙28個，抓獲犯罪嫌疑人137名，其中非法行醫人員18名。

鄱陽縣辦案人員透露，賣腎者一個腎一般只能賣得3萬至5萬元，而“黑中介”找到有買腎需求的尿毒癥患者家屬，售價卻在28萬元以上。從賣腎者廉價的回報到用腎患者高昂的支付，層層加碼的交易背后，是“黑中介”、團伙頭目、手術醫師、麻醉師等眾多人員如“血蛭”般的利益吸附。

景德鎮市辦案人員透露，景德鎮“賣腎案”中，每名賣腎者都要在手術前簽下“捐腎志愿書”，在摘腎后可獲得2萬元，“黑中介”則每例獲利3000元至4000元，通過網絡聯系前來手術的麻醉師每例獲利6000元。

此外，提供非法摘腎場所的民營醫療機構還要抽取更高的“報酬”。

據了解，至案發時，景德鎮市昌江區某社區醫院院長周某主刀共非法摘取腎臟13例，每例收取手術費3.7萬元； 景德鎮市浮梁縣某民營醫院則提供場所，由“黑中介”頭目自帶醫生前來共做摘腎手術5例，院長鄒某每例收費2.6萬元。“人體器官非法交易的暴利甚至比販賣毒品還高。”負責遺體捐獻相關工作的江西省紅十字會秘書長戴瑩說，目前我國等待器官移植的人數超過150萬人，但能獲得移植的僅為1萬人，巨大的需求缺口為地下交易提供了空間。

民營醫院監管漏洞誰來堵住

記者調查發現，整個利益鏈條中，民營醫療機構恰恰又是最為關鍵也最應受到嚴格監管的一環，堵住其監管漏洞已刻不容緩。“案件中涉及的兩家醫院要么只有做腹部手術的資質，沒有資格做腎臟手術，要么連做外科手術的資質都沒有。”景德鎮市衛生局辦公室主任、新聞發言人汪凱說，兩家涉案的民營醫療機構的做法屬“非法行醫”。“這既說明部分民營醫療機構超診療許可范圍行醫的現象普遍，又暴露出管理部門監管手段單一，監管流于形式。”江西省社會學會會長王明美認為，衛生部門必須將監管責任落實到人，民營醫療機構一旦出現問題，必須實行問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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